0.   引　言

农村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是契合中国国情的时代选择，是落实生态文明宏伟战略的重要路径支撑。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综合发展内蕴着对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充分尊重，体现了通过发挥人类社会主观能动性以适应或消弭限制性发展环境的思想，其重要作用得到了越来越多地关注。基于此指导思想，就评估而言，国内学者多关注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常采用“压力-状态-响应”（pressure-state-response）模型^[1]、TOPSIS法^[2]、灰色关联分析^[3]等方法，通过层次分析或熵权法等确定指标权重，对全国及区域层面等宏观地理尺度开展整体评估。国外学者则更为关注可持续发展的研究^[4]，常通过PSR模型^[5]、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um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ex）^[6]等对可持续发展状态进行定量刻画。

多准则决策方法是为提高决策者决策效率而广泛使用的方法^[7]，其中TOPSIS（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an ideal solution）与VIKOR （vlsekriterijumska optimizacija i kompromisno resenje）方法因计算客观简便的特点已被应用于多个领域。在生态文明建设评估领域，应用TOPSIS方法展现出评估过程简洁清晰明了，同时呈现出对评估对象整体情况的单一关注，缺乏为决策者提供多元化的判断依据^[8]。而综合考虑整体效益与个体遗憾的VIKOR方法通过为决策者提供可调节比重，实现最大群体效益和最小个体遗憾的个性化折衷可行目标，但尚未发现应用于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综合发展等的相关评估工作。因此，本文运用两种方法进行评估，旨在一方面提供更可靠的决策依据^[7]，另一方面探索适合农村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综合发展评估的方法。

就评估整体而言，面向主导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村镇微观地域空间，当前鲜有开展系统性综合研究的报道。此外，已有相关评估工作中对管理政策及居民福祉等“社会人文”要素的关注明显不足^[9]。步入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双轮驱动发展阶段，深入理解村镇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综合发展过程中作为乡村发展行为主体的居民的意愿及其响应状态，有助于科学理解和制定村镇高质量振兴行动的适宜路径。结合既有研究方法上的短板，综合得出有如下4个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其一，对村镇等微观地域尺度缺乏足够关注；其二，对人类行为主体在综合发展过程中的能动作用缺乏考量或考虑不足^[9]；其三，采用加权求和方式进行指标聚合易因指标意涵冲抵而削弱测度结果的指向性^[8]；其四，未充分考虑研究区综合发展水平与短板因素的相对重要性^[8]。

川西北地区是指由四川省西北部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甘孜藏族自治州所组成的地域范围^[10]。该区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是长江、黄河两大流域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位于中国一、二级地形阶梯过渡地带，复杂的地质构造和广泛分布的水系径流，共同营造了特殊的孕灾环境^[11]。“5·12”汶川地震对区域地表和地质环境造成强烈扰动，生态环境脆弱程度进一步增加。作为阿坝州的经济、旅游中心及农业生产基地^[12]，汶川县经过十余年的灾后重建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社会经济发展成就^[13]。在当前乡村振兴与美丽乡村建设时代背景下，汶川县农村地区发展面临着产业高质量发展与自然生态保护的复杂矛盾^[14]，是开展川西北农村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综合发展评估研究的理想案例区。因此，本文尝试从生态环境-社会发展两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估指标体系，以汶川县所辖行政村为基本研究单元，基于博弈论组合赋权结果，采用TOPSIS及VIKOR两种方法开展综合发展评估，以期为农村综合发展评估的方法选取提供参考；进一步从发展水平与薄弱因素两方面解析农村综合发展的总体态势，为乡村生态振兴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1.   研究区与方法

结合村级尺度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数据资料的可获得性，本研究借助特定年份的状态数据对汶川县行政村尺度综合发展进行定量刻画与评估。在研究方法上，指标权重采用博弈论组合赋权方式获得，计算过程既简洁明晰又客观全面^[15]；VIKOR评估模型能够同时兼顾评价对象的整体发展水平和限制性因素，科学性更加突出；TOPSIS评估模型应用广泛，计算简洁。

1.1   研究区概况

作为川西北地区的典型县域，汶川县地处川西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拥有典型的高山峡谷地貌及显著的气候植被垂直分异特征，特殊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丰富独特的动植物资源，是大熊猫国家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汶川位于龙门山断裂带，地震和多种山地灾害呈易发态势。近代以来，在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双重影响下，生态环境脆弱性增加^[16]。尤其近30 a来，在持续经历了“天保工程”、“退耕还林”、水电开发及汶川地震冲击与灾后重建等大尺度生态建设工程、大规模经济开发活动及特大型自然灾害的正、负向扰动之后，面向乡村振兴战略与川西北生态示范区建设等国家及区域战略行动，汶川县（图1）农村地区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综合发展的状态与空间格局究竟如何，亟待通过科学评估予以定量刻画。

图  1  汶川县村镇分布情况

Figure  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villages and towns in Wenchuan County

下载: 全尺寸图片 幻灯片

1.2   指标体系构建

遵循系统性、科学性、可及性与可比性原则，借鉴《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17]、《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和《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18]、《四川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19] 等文件，将生态环境、社会发展两个维度作为准则层，进一步提出约束层并遴选评估指标构建汶川县农村综合发展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对于生态环境准则层，基于农村地域空间的生态、生活、生产三类属性，将生态保育、人居环境、生产环境列为约束层指标。其中，生态保育状态借助遥感生态指数进行表征，这主要出于对该指数能够客观、综合反映区域生态环境质量这一优势特征的考量^[20]；人居环境状态从卫生厕所改建、生活垃圾收集、生活污水处理、环境卫生维护等4个方面遴选具体指标；生产环境状态则从化肥农药施用及农业废弃物回收情况着手选择评价指标。对于社会发展准则层，则从公共服务、经济发展与村民自治三个约束层选择评估指标。其中，公共服务层面主要从道路（设施）、天然气、自来水、医疗及公共开敞空间等资源设施的供给方面进行表征；经济发展层面包含了农村居民及集体收入情况、乡村旅游发展情况等3方面具体指标。需要指出的是，汶川近年来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和人文资源积极实施农旅融合及康养旅游战略，促进了乡村高质量振兴发展^[21]，因此本研究将乡村旅游发展情况作为经济发展状态的重要衡量指标之一纳入评估体系。村民自治水平代表着农村居民主观能动性能够得以发挥的程度，其对农村综合发展工作的执行效率发挥着重要影响，本研究选择村支书、村主任受教育水平及村民大会召开次数等指标对其进行刻画。

表  1  汶川县农村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综合发展评估指标体系

Table  1.  Indicator system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ocio-economic of Wenchuan County

准则层 Domains	约束层 Dimensions	指标内容 Indicators	性质 Attribution	权重 Weight
生态环境 Ecological environment	生态保育	遥感生态指数	正向	0.211
	人居环境	完成改厕村民小组占比	正向	0.037
		生活垃圾集中收集户占比	正向	0.052
		生活污水集中处理户占比	正向	0.063
		百人保洁员数	正向	0.023
	生产环境	亩均化肥施用量	负向	0.036
		亩均农药施用量	负向	0.036
		农业废弃物利用回收率	正向	0.026
社会发展 Social development	公共服务	主道有路灯村民小组占比	正向	0.055
		通天然气村民小组占比	正向	0.017
		通自来水农户占比	正向	0.018
		百人卫生室个数	正向	0.019
		体育健身广场个数	正向	0.055
	经济状态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正向	0.038
		人均村集体收入	正向	0.031
		乡村旅游接待人次	正向	0.054
	村民自治	村支书受教育程度	正向	0.094
		村主任受教育程度	正向	0.091
		村民大会召开次数	正向	0.044

下载: 导出CSV 

| 显示表格

指标体系中遥感生态指数由Landset8数据通过计算得出，计算过程详见参考文献 [20]。人居环境、生产环境、公共服务、经济状态、和村民自治中的各指标根据四川省统计局提供的《2018年四川省乡镇及村卡统计数据》析出。汶川县辖区内共计118个行政村，其中直台村因受2008年地震影响整村异地搬迁，统计数据缺失，本文不再对其进行分析。

1.3   指标赋权

指标权重确定方法通常包括主观赋权、客观赋权、主客观组合赋权三种常用方法，其中主客观组合赋权的优势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22]，常见的组合方法有加法合成、乘法合成、级差最大化等^[22]。其中，加法/乘法合成的本质是通过主客观权重按某种关联直接相加或相乘得到，很难解释组合的合理性与优越性；级差最大化组合则不再直接对权重进行相加或相乘，而是在权重的合理区间内通过求解组合权重优化模型的目标函数来组合权重，科学性更强但计算过程复杂。

博弈论组合赋权法，是在独立计算出各权重值的基础之上，遵循“既有一定冲突又尽量兼顾协调”的博弈论指导思想，通过寻求各权重值之间的均衡以实现最优化的权重组合^[15]。该确权过程并非直接利用相加或相乘计算，而是将多种权重构建为一个权重集，进而通过求取该权重集的最优向量（与各权重之间的偏差之和达到最小）而获取最终组合权重。其计算过程科学、全面、客观且便于实现^[15]，故本研究采用该方法获得每个评价指标的最优集成权重。其中主观赋权采用层次分析法^[23]、客观赋权采用CRITIC法实现。本文中统一用${X}_{ij}$表示第${i}(1\le {i}\le {n})$个行政村中第${j}(1\le {j}\le {m})$个评价指标的原始指标值。

1.3.1   层次分析法

借助Yaanp软件建立层次结构模型，构造判断矩阵，层次单排序及一致性检验，最终得出指标权重值。

1.3.2   CRITIC法

CRITIC法作为客观权重计算方法，同时考虑了指标数值的差异及评价指标间的相关性^[24]，是一种比熵权法和标准离差法更好的客观赋权法^[25]。因此本文采用CRITIC法计算指标客观权重。

1.3.3   博弈论赋权

不同赋权方法所得指标权重可能差别很大甚至相互冲突，因此在博弈论组合赋权之前需对权重进行一致性检验，距离函数如下：

式中，${w}_{j\_a}$和${w}_{j\_c}$为参与博弈的两组权重，$\mathrm{d}\left[{w}_{j\_a}{w}_{j\_c}\right]$越小代表两组权重越接近，当$\mathrm{d}\left[{w}_{j\_a}{w}_{j\_c}\right]$＜0.2时认为通过一致性检验，可进行组合。

由层次分析法和CRITIC法确立基本权重向量集${\boldsymbol{w}}=\left({{w}_{j{\_a}}},{}{w}_{j{\_c}}\right)^{\rm{T}}$，对向量集进行任意线性组合，${{\boldsymbol{w}}}= \left({a}_{1}{{w}_{j\_a}}^{\rm{T}}+{a}_{2}{{w}_{j\_c}}^{\rm{T}}\right)$，为得到组合权重${{\boldsymbol{w}}}$与两种权重$\left({w}_{j\_a}{,w}_{j\_c}\right)$之间离差极小化，由矩阵的微分性质，求得${a}_{1}$和${a}_{2}$，并进行归一化求得${{a}_{1}}^{*}$和${{a}_{2}}^{*}$，公式如下：

最终计算出组合权重：

1.4   评估方法

1.4.1   VIKOR评估方法

VIKOR由OPRICOVIC^[26]提出，作为多准则决策方法之一，最大的特色在于为决策者基于综合考虑最大群体效益和最小个体遗憾后提出一种折衷可行方案。在综合考虑的过程中，决策者可根据决策需要，对最大群体效益和最小个体遗憾进行比重个性化考量。OPRICOVIC等^[27-28]进一步于2004年和2007年先后就VIKOR方法与多准则决策方法中常用的TOPSIS方法、PROMETHEE方法、ELECTRE方法进行详细理论与实证对比，表明就PROMETHEE方法仅考虑群体效益最大化， ELECTRE方法追求个体遗憾最小化而言，VIKOR方法为决策者提供了更全面的决策方案；VIKOR方法同时弥补了TOPSIS方法未考虑评估对象与正负理想解之间相对重要性的不足。同时呼吁应用方法的研究者需要根据自身研究问题出发选用有充分理论基础、实践可操作以及切实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

因此，结合本文对研究区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综合发展评估中观测各行政村整体发展状况及发展中短板因素的目标，选用VIKOR方法作为研究区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综合发展评估的方法。主要步骤如下：

对正向和负向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公式如下：

计算正理想解$\left({{f}_{j}}^{+}\right)$和负理想解$\left({{f}_{j}}^{-}\right)$：

计算群体效益$\left({S}_{i}\right)$和个人遗憾值$\left({R}_{i}\right)$：

确定最大、最小群体效益值${{S}_{i}}^{+}$、${{S}_{i}}^{-}$；最大、最小个体遗憾值${{R}_{i}}^{+}$、${{R}_{i}}^{-}$：

计算折衷可行解${Q}_{i}$：

式中，$\varepsilon$表示群体效益比重，为兼顾群体效益和个体遗憾值，取$\varepsilon = 0.5$。

使用VIKOR方法，需满足两个约束条件：

1）优秀阈值条件。根据${Q}_{i}$值大小进行排序，需满足${Q}_{2}-{Q}_{1}\ge 1/\left(n-1\right)$，其中${Q}_{1}$为排序靠前的评估对象$Q$值，${Q}_{2}$为排在其后的评估对象$Q$值。当满足此条件时说明排名前者显著优于后者。2）决策可靠度条件。根据${Q}_{i}$值大小进行排序，排序后位的${S}_{i}$或者${R}_{i}$位序也应大于前者。

1.4.2   TOPSIS评估方法

TOPSIS是多准则决策方法中常用的方法，已得到学者广泛应用^[29]。应用过程中未对数据属性有严苛的要求以及相应的评估制约条件，整体计算简洁明了。与VIKOR方法同样以正负理想解为基础来实现最终评估对象排序，但其未有相应的约束条件制约排序结果，因此，本文亦选用TOPSIS方法进行研究区的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综合发展评估，以探索适合行政村尺度综合发展评估的方法。TOPSIS方法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对正向和负向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公式如下：

计算加权指标值：

计算正理想解$\left({{\text{z}}_{ij}}^{+}\right)$和负理想解$\left({{\text{z}}_{ij}}^{-}\right)$：

计算与正负理想解的欧式距离：

计算与正理想解的贴合程度：

1.5   空间相关分析

通过空间统计方法可以整体性检视地理事物的空间分布规律^[30-32]。本文借助ArcGIS软件的空间统计分析模块刻画了汶川县农村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综合发展的全局空间自相关、局部空间自相关及冷热点三类空间关联特征。具体计算模型见参考文献 [30-32]。

2.   TOPSIS与VIKOR评估结果分析

利用VIKOR方法测算得出汶川县各行政村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综合发展的评估值Q_i，其值愈小、排名愈靠前表明综合发展愈好。在得出全部行政村的Q_i值之后，结合前述约束条件发现，部分行政村的排名顺序尚无法完全依靠Q_i值进行确定。为解决该问题，本研究引入自然断点分级法将全部行政村的Q_i值划分为5个等级，其次明确下述规则“Q_i值位于分类断点处的行政村对排在其后的行政村具有显著优势”，最终利用VIKOR+自然断点分级法得出汶川县农村综合发展评估结果。同时，利用TOPSIS方法测算得出汶川县各行政村综合发展指标与指标理想解之间的距离D_i，其值越大、排名越靠前代表综合发展越好。同样借助自然断点分级法，划分出5类不同综合发展评估水平。因VIKOR方法考虑评估对象包括群体效益即综合发展整体现状及个体遗憾即综合发展中的短板因素两方面，较之TOPSIS方法更为全面，故下文以综合发展整体现状和综合发展中的短板因素进行论述。

2.1   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整体现状分析

2.1.1   VIKOR与TOPSIS方法评估结果

VIKOR方法评估得出汶川县有统计数据的117个行政村综合发展整体水平较好，分类等级处于“优”和“次优”的行政村数量为53，占总数的45.3%；高于平均值行政村数量为58，占49.57%。TOPSIS方法评估得出汶川县各行政村综合发展整体水平处于中等，分类等级处于“优”和“次优”的行政村数量为34，占总数的29.06%，高于平均值行政村数量为47，占40.17%。整体来看，两种方法评估得出的汶川县综合发展水平处于中等以上，VIKOR方法评估结果与汶川县的实际状况较为吻合。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及四川省统计年鉴显示，全县主要河流出境断面水质达到Ⅱ类水域标准，森林覆盖率达56.85%，12个乡镇中有8个成功创建省级生态乡镇，超过一半（59个）的行政村被命名为州级生态村。全县完成地区生产总值60.9亿元，位列全州第一；接待游客563万人次，完成旅游收入25亿元，为省级县域经济发展先进县。

基于VIKOR的行政村尺度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综合发展评估显示（图2），汶川县各行政村综合发展差异较大、空间特征显著。

图  2  汶川县各行政村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空间分布图

Figure  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ocio-economic in Wenchuan County

下载: 全尺寸图片 幻灯片

其中，综合发展优秀区（优、次优2类）沿县域西北-中部-东南一线分布，而TOPSIS评估优秀区则沿县域西北-中部-西南一线分布；两种评估的劣势区（较差、差2类）均主要集中于县域东北、中南地区。从乡镇层级可看出，VIKOR评出的龙溪、绵虒、耿达、卧龙、三江、水磨6乡镇均为综合发展优秀等级，且以优、次优等级为主，而TOPSIS评出的综合发展水平优秀等级仅分布在卧龙、耿达镇。基于VIKOR评估的雁门、银杏、映秀及漩口4乡镇的综合发展状况均不理想，且以中等以下为主，而基于TOPSIS评估结果不理想的乡镇仅有雁门、漩口镇。

鉴于汶川县特殊的生态地位，本文在评估过程着重强调其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生态方面重点考虑其生态保育和污染处理情况，社会发展方面则重点关注村民自治和旅游发展状况。汶川县的农业生产整体呈南林北果布局，工业发展则集中于漩口及银杏等地，全域旅游模式发展态势良好，这些均为生态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位于县域东南部的水磨镇是全省“首批文化旅游特色小镇”，三江镇既有天然珙桐林植物资源又有茶马古道历史文化资源，且两镇距成都市分别仅有78 km和105 km，村民自治水平整体处于中等以上，这些生态及社会经济基础保证了两镇较高的环境保护-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县域西南的耿达及卧龙镇同属卧龙特区，是大熊猫栖息地和大熊猫国家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卧龙也是首个国家级大熊猫自然保护区。特区内气候舒适、日释氧气量高、交通相对便利，为周边城市居民提供了避暑休闲的理想场所。此外，两镇亦具有相对较高的村民自治水平，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的综合发展状况良好。绵虒及龙溪镇拥有草坡省级自然保护区、羌禹文化生态旅游区及龙溪羌人谷等旅游资源，村民自治水平整体处于中等，综合发展具有一定潜力。银杏、映秀及漩口镇为汶川县的传统工矿业分布区，生态保育态势及旅游资源禀赋欠佳，村民自治水平相对滞后，总体面临较大的综合发展压力。雁门乡的劣势区主要为月里村，该村生态保育水平较低、污染物处理能力较差，未开展乡村旅游，村民自治水平偏低，其综合发展水平相对较差。从行政村尺度看，两种评估结果均显示卧龙镇转经楼村位居得分排序的首位。该村地处生态环境优越、旅游资源丰富的卧龙特区，其厕改、生活垃圾与污水集中处理程度以及村民的自治水平均处于较高水平。

进一步利用Global Moran's I、Anselin Local Moran's I对行政村综合发展水平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1）全局空间相关性。基于VIKOR评估的汶川县综合发展水平Moran's I为0.10，Z得分为3.93，P值0.000 084且通过0.01置信度检验，表明汶川县各行政村综合发展水平在整体上存在弱空间正相关、弱集聚格局；而基于TOPSIS的汶川县综合发展水平Moran's I为0.05，Z得分为2.30，P值为0.021，只通过0.05置信度检验。展现出较VIKOR评估更弱的集聚格局。2）局域空间相关性。

从Anselin Local Moran's I的空间分布(图3)可以看出，两种方法评估得到的汶川县综合发展水平大部分地区尚未出现显著的集聚形态，通过显著性检验的优秀区均聚集在卧龙及绵虒镇，但VIKOR评估优秀的行政村数量在绵虒镇的分布较TOPSIS更为广泛；两者评估得到的滞后聚集区分布一致，均位于映秀与漩口镇。

图  3  汶川县各行政村综合发展集聚格局

Figure  3.  Agglomeration pattern index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in Wenchuan County

下载: 全尺寸图片 幻灯片

2.1.2   TOPSIS与VIKOR方法评估结果差异

从两种方法评估出的各行政村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来看，汶川县各行政村之间综合发展差异大，空间特征显著。且VIKOR方法呈现出较TOPSIS方法更强的空间集聚格局。但两种方法评估出的汶川县综合发展水平大部分地区尚未出现显著的集聚形态。而VIKOR方法得出的显著优秀区范围较TOPSIS方法广。结合两种方法展示出的不同分类等级空间展布，不难发现两种评估方法的差异点聚焦于综合发展水平优秀区。从评估结果空间分布来看，主要差异区域位于三江与水磨镇；从评估结果空间相关性来看，主要差异区域位于绵虒镇。

参考TOPSIS既关注正理想解，也关注负理想解，但不考虑它们之间相对重要性，可能会导致“逆序”问题^[27]的特点。对比三江及水磨镇所辖行政村的TOPSIS评估结果排序和与正理想解距离排序（表2），发现出现逆序的行政村较多位于与VIKOR评估结果等级较差的行政村（图4）。此处出现逆序的行政村指代那些距离正理想解更近评估结果却相对置后的行政村。

表  2  三江及水磨镇综合发展TOPSIS评估值排序和与正理想解距离排序对比

Table  2.  Sequence comparison of TOPSIS evaluation value & distance with positive ideal solution for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 Sanjiang and Shuimo Towns

镇名 Town	行政村名 Administrative village	TOPSIS评估值排序 Sorting of TOPSIS evaluation value	与正理想解距离排序 Sort by distance with positive ideal solution
三江镇 Sanjiang Towm	街村村	38	32
	照壁村	39	13
	河坝村	48	26
	麻柳村	52	12
	草坪村	54	53
	邓家村	61	41
	龙竹村	73	57
水磨镇 Shuimo Town	老人村	19	6
	啣凤岩村	51	44
	连山坡村	68	63
	茅坪子村	74	45

下载: 导出CSV 

| 显示表格

图  4  三江及水磨镇综合发展TOPSIS评估值“逆序”行政村

Figure  4.  "Rank reversal" villages with TOPSIS evaluation value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 Sanjiang and Shuimo Town

下载: 全尺寸图片 幻灯片

考虑到两种评估方法划分出的5类不同综合发展水平中行政村数量存在的差异（表3）情况，即VIKOR评估结果中“优”及“次优”两类等级数量远多于TOPSIS结果。参考VIKOR方法综合考虑整体发展水平与制约因素的特点。该特点可能使部分行政村综合发展水平评估结果差异较小，导致VIKOR方法评估结果拥有更多同类别综合发展水平的区域并更易形成集聚形态。而TOPSIS方法只考虑各行政村与理想综合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差，各行政村之间的区分度较好。具体而言，与TOPSIS方法评估结果相比，VIKOR方法评估结果在绵虒镇出现较多“优”和“次优”等级行政村(参照图2)，导致两种方法评估结果空间相关性主要差异区域位于绵虒镇。

表  3  汶川县综合发展VIKOR评估值与TOPSIS评估值分类对比表

Table  3.  Classification comparison table of VIKOR&TOPSIS evaluation value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 Wenchuan County

类别 Classification	VIKOR评估值 Evaluation value based on VIKOR			TOPSIS评估值 Evaluation value based on TOPSIS
	行政村数量 Number of villages	占比 Percentage/%		行政村数量 Number of villages	占比 Percentage/%
优Excellent	19	16.24		4	3.42
次优Good	34	29.06		30	25.64
中Fair	32	27.35		39	33.33
较差 Unsatis factory	22	18.8		31	26.5
差Worse	10	8.55		13	11.11

下载: 导出CSV 

| 显示表格

2.2   汶川县农村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综合发展制约因素

采用VIKOR方法进行评估在评判整体综合发展水平的同时，对发展中的短板因素也给予了充分顾及。VIKOR方法主要借助个体遗憾值来体现评价对象中最弱的指标，个体遗憾值指代与正向理想解（各项指标中的最优解）差异最大的值。具体而言，评估某一行政村综合发展水平的短板因素，可通过求解该行政村19项指标值与19项指标最优解之间差距的最大值来实现，指标值差距越大的指标越容易被识别为短板因素。

本文评估结果表明生态环境中的生态保育和社会发展中的村民自治状况是汶川县农村综合发展水平得以提高的重要制约因素。具体而言，代表生态保育水平的遥感生态指数与代表村民自治的村支书及村主任受教育水平所制约的行政村个数分别为76个（占总数的64.96%），22个（占18.80%）及15个（占12.82%），其具体分布格局如图5所示。

图  5  汶川县各行政村综合发展制约因素

Figure  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villages with restrictive factors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 Wenchuan County

下载: 全尺寸图片 幻灯片

由遥感生态指数的空间分布（图6a）可知，生态环境保育优越区位于龙溪、威州、绵虒、卧龙等乡镇，生态环境劣势区则分属银杏、映秀、漩口3乡镇。由村支书受教育水平的空间格局（图6b）可知，研究区各村支书受教育程度主要居于初、高中水平，龙溪、绵虒、卧龙3乡镇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村支书，小学教育水平的村支书主要分布在银杏乡和漩口镇。由图6c可知，汶川县村主任的受教育程度主要居于初中水平，克枯乡、卧龙镇的村主任个别接受过高等教育。结合综合发展（图2）结果可知，汶川县综合发展优秀农村的制约因素多为村主任或村支书的受教育水平，而综合发展较弱地区的制约因素主要体现为生态保育状况，表明综合发展至一定水平后，村民自治（能动性）的发挥将对农村地区的综合发展态势产生重要影响。

图  6  汶川县各行政村综合发展主要制约因素

Figure  6.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ree restrictive factors of 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 Wenchuan County

下载: 全尺寸图片 幻灯片

3.   讨　论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城市化发展。这一城市化进程以城市为导向，以土地为中心，以土地财政为基础，以牺牲农业和农村环境为代价，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却加剧了农村发展不足^[33]。与城市地区相比，中国农村面临更大的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挑战。鉴于这些挑战，中国实施了乡村振兴战略。在此背景下，如何理解农村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效益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话题，这可能有助于提出与中国农村生态环境管理及社会发展举措相关的差异化建议。然而，通过文献回顾，我们发现现有的研究很少关注行政村或农村社区等小规模地域空间中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的综合发展。因此，这一文献空白为我们提供了探索评估方法，以考察某些农村地区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综合发展的机会。

目前，VIKOR方法常应用于方案排序与优选，而应用于多样本评估研究的案例较少，这主要因为受限于VIKOR方法的两个约束条件，很难做到多样本评估全排序。针对此问题，部分学者基于灰色关联结合VIKOR方法进行了全排序尝试^[34-35]。但已有研究报道所涉及研究样本亦远低于本文样本数，同时将灰色关联分析与VIKOR方法相并列，未解决将两种方法逻辑地集成到一个完整的方法中，也未能突显VIKOR方法的优越性。在本研究中，引入自然断点分级方法作为VIKOR的补充，以确定排序所有评估样本的分类，这可能为促进VIKOR解决大样本量评估问题提供一种简单可行的方法。

同时，VIKOR方法关注评估对象的群体效益和个体遗憾。这使得决策者在开始不明确自己偏好的情况下，获得可接受的折衷解决方案成为可能。在本研究中，群体效益与综合发展呈正相关，个体遗憾表示每个村庄综合发展的短板因素。对于地方决策者来说，可通过调整这两个方面的关注度获得不同的评估结果，揭示制约因素也可以为未来农村社会和环境的综合发展提供方向。与VIKOR方法相比，TOPSIS方法未考虑正负理想解的相对重要性而导致的“逆序”问题，意味着TOPSIS排名靠前的样本并不总是最接近理想解。而横向比较或横向竞争作为各级政府推动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等各种举措的重要手段，这对于关心评估结果的决策者来说，这种现象并不能提供一个好的决策基础。因此就本研究而言，VIKOR方法是本区域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综合发展评估较为契合的选择。

本文通过两种多准则决策方法评估了汶川县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情况，旨在找出适当的评估方法为农村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综合发展评价及实践方向选择提供新思路。鉴于行政村尺度统一且长时序列的数据可得性较差，在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综合发展评估指标体系构建方面还存在一定不足（如生态保育、村民自治表征指标相对简略等），未来可通过实地调查或网络问卷形式获取和补充相应代理指标。

4.   结　论

通过VIKOR与TOPSIS两种方法，分别对川西北汶川县，开展行政村尺度的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综合发展评估，得到以下结果：

1）相较于只考虑与正负理想解之间距离的TOPSIS方法，综合考虑群体效应（整体综合发展）和个体遗憾（发展制约因素）的VIKOR评估方法，可以更全面、深入评估研究区的综合发展水平，同时也清晰指明了综合发展水平的提升方向。

2）VIKOR方法评估得到汶川县整体综合发展水平较高，无论乡镇还是行政村尺度均呈现出显著空间分异特征，综合发展水平高值区沿县域西北-中部-东南一线分布，综合发展水平低值区主要集中于县域东北及中南部。

3）TOPSIS方法评估得到汶川县整体综合发展水平处于中等，综合发展水平高值区沿县域西北-中部-西南一线分布，综合发展水平低值区与VIKOR方法评估结果一致。

4）就评估结果而言，基于VIKOR方法因综合考虑了整体发展水平与短板因素，可能使部分行政村的综合发展水平差异缩小；TOPSIS方法则因未考虑正、负理想解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可能导致“逆序”问题。两种方法评估得到的主要差异聚焦于综合发展优秀区。

5）利用VIKOR方法考虑个体遗憾即综合发展制约因素的优势，进一步分析得出汶川县综合发展水平高值区的制约因素较多为村主任或村支书受教育水平，而综合发展水平低值区则主要受生态保育状态的制约。反映出当综合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村民自治会对进一步的综合发展发挥关键作用。